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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给施工企业带来的
信息来源:未知   作者:安徽祖庭   发布时间:2018-10-16   查看次数: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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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问题:  第一,何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一般有哪些;  第二,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可能会给施工企业带来哪些风险;  第三,法院对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引发纠纷责任认定的一般性审判思路是怎样的;  第四,对于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引发的责任风险,施工企业如何在诉讼中进行化解;  第五,施工企业如何通过日常管理和制度建设做好此类风险的防范。  问题一:何为实际施工人,以及实际施工人一般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有哪些?  ()实际施工人的认定  “实际施工人”这个概念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而且一般是与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里出现“实际施工人”的概念也是源自挂靠、违法分包、非法转包等行为,而这些行为又都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  具体来说,“实际施工人”就是指真正进行工程施工的个人或单位。  如果存在挂靠行为,那么挂靠人(比如说项目经理)就是真正进行工程施工的“实际施工人”;  如果存在违法分包行为,接受违法分包的人就是“实际施工人”;  如果存在非法转包,接受转包的人就是“实际施工人”。  ()实际施工人一般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有哪些?  从实践来看,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买卖材料的行为;  第二,是周转材料以及机械设备的租赁行为;  第三,是借贷行为。  这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债务有可能是基于施工需要而真正产生的,也可能是实际施工人基于转移自身债务、获取不当利益等动机虚构而来。但无论何者,都有可能给施工单位带来法律风险。  问题二: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可能会给施工企业带来哪些风险?  概括来讲,风险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施工企业需要就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承担责任;  其二,是施工企业承担责任后难以向实际施工人追偿,或无法百分之百追偿。  (一)施工企业需要就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承担责任的风险  1、施工企业为何需就实际施工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此问题是司法实践的难点,研究各地法院的判例,至少有四种依据:  (1)因构成表见代理而承担责任  比如当项目经理挂靠于施工企业时,两者既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也无委托关系,此时施工企业对项目经理对外从事商事行为承担责任的理由就可能是表见代理。因为项目经理的行为可能具备代理权的表象,比如项目章由其保管,或者总包合同载明其为项目经理。  此时,如果第三人(如材料商)基于这些表象而签订了合同,且不存在过错,法院一般会认定为构成表见代理。  (2)因被认定为职务行为而承担责任  如果总包合同载明某人为项目经理,第三人基于总包合同认为其具备代理权而签订合同。对此,有些法院会将签约行为视作项目经理的职务行为而判定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3)因实际施工人以施工企业名义出具了债权凭证而承担责任  如果挂靠的项目经理以施工企业的名义对外出具了欠条等债权凭证,有些法院可能据此判定施工单位承担责任。  (4)因材料或租赁的周转材料、机械设备用于项目工地而承担责任  即使没有相应合同,但只要有证据证明合同中的材料、设备确实用在了特定项目上,有些法院也可能判定施工单位承担责任。  2、施工企业承担责任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1)业主拖欠工程款导致材料款、租赁费被拖欠,材料供应商、出租人提起诉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为:材料供应合同、设备租赁合同、送货单、已支付部分款项的凭证。  (2)项目亏损导致挂靠人无力支付材料款、租赁款,材料供应商、出租人提起诉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为:材料供应合同、设备租赁合同、送货单、已支付部分款项的凭证。  (3)项目垫资发生大量融资,无法及时或无力偿还借款,并拖欠材料款、租赁款,出借人、材料供应商、出租人提起诉讼,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为:借款合同、欠条、材料供应合同、设备租赁合同、送货单、已支付部分款项的凭证等。  (4)挂靠人将个人债务转化为施工企业债务,债权人提起诉讼。转换的方式可能是出具欠条,或是将其他工地的拖欠款以各种形式转到一个项目上。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为:欠条、材料结算单、对账单等,但不出现合同、发货单、签收单等。  (5)故意虚增债务,侵占施工企业利益。比如将10万的债务增写成100万。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为:欠条、材料结算单、对账单或其他债权凭证,一般没有合同。  (6)故意虚构债务,侵占施工企业利益。关于此行为,今年7月浙江省高检和高院专门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虚假诉讼要追究个人和企业的刑事责任。  证据材料通常表现同(1)或(4)。  (7)较特殊的其他行为,如出租场地等。  (二)对外承担责任以后,施工企业向实际施工人进行追偿存在障碍的风险  具体表现有两种:  其一,是施工企业无法百分之百地进行追偿;  其二,是即使法院支持了施工企业的追偿请求,实际施工人也无力偿还。  1、施工企业无法百分之百地进行追偿  在中国A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B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中,B是挂靠在A名下的实际施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对外欠下了债务,最后由A进行了偿还。而当AB提出追偿时,法院的判决思路如下:  首先,由于AB的内部承包合同实为挂靠行为,因而是无效的。  根据《合同法》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在本案中,A公司作为有建筑工程承揽资质的企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允许没有建筑工程承揽资质的B公司以其名义承揽工程并进行施工,在与B公司交接过程中又未进行清算,且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不同意对帐目进行审计。  故A公司对上述债务的形成负有主要过错,对该债务应承担主要责任。  此外,B公司明知自己没有建筑工程承揽资质,却挂靠经营,并以A公司名义承揽工程、组织施工,对该债务的形成也负有一定过错,对该债务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后,针对涉案债务,法院判决由B公司承担40%,由A公司承担60%。  问题:假如抛开内部承包约定,被挂靠人基于表见代理的理由承担了B对外所欠的债务,那是否可以百分之百地得到追偿?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表见代理)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言下之意就是可以百分之百地进行追偿了。  其实,如果从表见代理的角度能够百分之百地进行追偿,则意味着法律或者司法实践之间将存在冲突。但从对施工企业有利的方式来看,一旦法院判定施工企业对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承担责任,在履行完毕后,施工企业可以优先基于表见代理的理由提出追偿,并借助司法解释二尽量争取百分之百的追偿。  所以,从有利于施工单位的角度来说,对于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所欠下的债务,如能做到发生一笔追偿一笔,对每一笔款项分别以表见代理的理由进行追偿就有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追偿。  但如果等到最后总结算且对方抗辩结算时再进行追偿,往往就需要根据内部承包协议来进行了,此时法院会更倾向于认定该协议无效且双方都有过错,此时要想获得百分之百追偿就困难了。  2、实际施工人无力偿还的风险  除了施工企业在向第三人承担责任后可能无法向实际施工人百分之百予以追偿外,追偿障碍还体现在:实际施工人无力偿还债务。  案例:  某无资质施工企业与某大型国企通过签订一个名义上的《劳务承包合同》建立起挂靠关系。此后,该施工企业以某国企的名义承接了四个工程并施工完毕,合同结算价款一亿元。  但在施工过程中,无资质施工企业经营不善,拖欠了分包单位和供应商的工程款与材料款,而分包单位与供应商以该国企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债务,诉讼多达十余起。通过判决、调解,该国企因承担连带责任已对外偿还了400余万元欠款,但仍有诉讼不断发生。  经初步统计,包括上述400余万在内,该国企实际已向无资质施工企业多付了工程款300万元。此外据调查,该无资质施工企业的注册资本已由50万变更为3万,其股东黄某、李某虽然向该国企出具了承诺书,保证对该国企承担的债务负责,但却已将房产卖出,难以查找其财产。    分析此案中施工企业面临的各项风险。  首先,该国企已被法院判决向第三人承担了欠款责任,而在向第三人偿还了各项债务后,法院是否会支持其要求无资质施工企业百分之百予以偿还的主张呢?  应该是很难得到支持的,因为以订立劳务分包的名义建立实质上的挂靠关系为法律所禁止,所以本案双方显然都存在过错。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次,即使法院支持了该国企向无资质施工企业追偿的主张,该实际施工人也已缺乏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承担相应责任,因为原先注册资本仅50万元,后来又发生减资,注册资本减为3万元,显然没有偿还能力。  此外,依据承诺书内容要求无资质企业的股东承担责任的做法也存在风险。  其一,当作为主合同的劳务分包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作为从合同的承诺书是否还存在约束力,这个本来就存在争议,或者说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还不明确;  其二,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股东将自己名下的房屋卖出,早已做好了逃债准备,即使赢了官司,也很难拿到钱。  最后,该国企还面临着损失扩大的风险。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有更多的材料商或分包商提起诉讼,要求其就实际施工人欠下的债务承担责任。  问题:如何在现行法律体系内尽可能化解该国企面临的上述风险呢?  在实践中,各地各院各法官之间的做法存在差异。  问题三:法院对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引发纠纷责任认定的一般性审判思路?  以下介绍南通中院的思路为主,随后穿插其他法院的不同做法。  (一)南通中院的审判思路主要可分为四步:  1、第一步:考虑基础事实  基础事实是全案的基础,如果债权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其后的法律适用问题。  比如说第三人(如材料商)可能持有实际施工人出具的欠条,但这个借贷行为是否真的发生,这笔款项是否真的用在了该工程项目上,这就是所谓的基础事实。  当然,是否存在挂靠、转包、违法分包之基础事实亦需要予以查明。  2、第二步:考虑是否构成职务代理  法院根据行为人身份性质的不同来区别不同的行为性质,以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  法院会考察项目经理与施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行政隶属关系(如有无劳动合同、工资领取单、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等等)以认定两者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  如果项目经理确属施工企业员工,那他签字盖章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职务行为,法院可据此直接判决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如果两者间不存在真实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实质上的挂靠关系,法院将会通过接下来的考察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3、第三步:考虑合同相对性及诉讼主体问题  法院会根据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是以自己名义还是以施工企业名义的不同,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确定责任主体。如果实际施工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那合同的相对方就是实际施工人而非施工企业,偿还欠款的责任主体也就是该实际施工人。  但实际中往往不会这样,实际施工人的项目经理可能会在合同上写明某某建筑公司,这时候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责任主体就可能是施工企业了。  4、第四步:在已清楚界定出实际施工人以施工企业名义对外从事商事行为的基础上,考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如果通过前几步的考察已可清楚界定出此案件属于实际施工人以施工企业名义对外从事商事行为的范畴,法院将会进一步考虑该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如果一旦被认定构成表见代理,法院会据此判决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上述四个方面即为南通中院的一般性审判思路,相比其他法院的审判思路,这种思路其实是有利于施工企业的,但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一般审判思路例外情形  在其他地区法院的判决中,存在有异于以上思路的例外情形。  1、例外情形一:不查明基础事实,仅凭债权凭证,作出判决。  案例:  在某省的一个案件中,某法院仅凭一张100万元的欠条,在被告未出庭,且未查明借款时间、地点、来源、交付方式、用途等情况下,即做出偿还100万元本金、65万元利息的判决。  这类案子很可能系实际施工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下的虚假诉讼,最终是要将所谓“债务”转嫁到施工企业身上。  所以,从维权与事实的角度,法院应该让被告出席,并对借款的基础事实进行查明。  2、情形二:适用职务代理认定施工企业为责任主体  有不少法院偏向于将实际施工人对外所从事的商事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从而认定施工企业为责任主体。  法院做出此类判决的依据为:  (1)施工企业是施工合同的主体;  (2)实际施工人基于项目经理等身份以施工企业名义施工;  (3)债权人并不知道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的内部关系;  (4)争议中的原材料等物资用于工程项目。  法院据此认为实际施工人购买材料等商事行为属于职务代理范畴,合同相对人仍为施工企业。  这种做法其实不妥。因为在挂靠、违法分包、转包等关系中,实际施工人只是利用了施工企业的资质,并不存在真实的职务关系,且双方已经约定了债权债务由实际施工人承担。  在挂靠等关系中,施工企业为规避法律和方便实际施工人组织施工,往往赋予实际施工人项目经理等身份,但这种身份的取得显然不是基于真实的行政隶属或委托代理关系,而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并在客观上形成了代理权表象,所以即使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也可适用表见代理来确定责任归属,而不是所谓的职务代理。  3、情形三:判决施工企业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等  针对相对人不知道存在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情况,其他法院审判思路的例外情形大体有四种:  (1)判决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理由是: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2)判决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理由是:挂靠等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是事实上的施工者,也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判决其承担责任符合社会实践,还可避免施工企业承担责任后的追偿,减少诉讼。  (3)判决实际施工人和施工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理由是: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第52条规定,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银行帐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  (4)判决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施工企业对实际施工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理由是:根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施工企业承担补充责任,既让实际施工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以施工企业的实力保障了债权人的权利实现。  目前,第1种判决是主流,第3种判决呼声较高,其余判决还较少。  案例分析     1、案情介绍  06年,某建筑公司承建海门一住宅小区工程。同年11月,高某与该公司签订了“挂靠性质”的工程项目管理责任书,但约定项目部的印章只能用于本项目对发包方的函件、工程量签证和工程资料,工程竣工1个月内必须将项目部印章交回公司保管。  0711月,工程完工。  091月,高某出具了一份60万元的借条给羌某,用途为工人工资,落款为某建筑公司某小区项目部高某,并加盖项目部印章。之后,羌某向建筑公司催款未果,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建筑公司和高某共同偿还债务。  2、对法官审判思路的分析  对此类案件,法官的一般性审判思路可概括为“通三关”。     1)基础事实关  在本案,建筑公司对60万借款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羌某称借款是以现金方式交付的,但此时仅凭一份借条认定事实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对签订借贷合同、出具债权凭证时间、地点及所涉资金来源、交付方式等因素予以举证证明。  经审理发现,本案疑点众多。  首先,当事人陈述矛盾,羌某称高某分三次向其借款60万元,而高某则称是在出具借条当天借款60万元;  其次,约定内容有疑点,如此大额借款,借条既未约定还款期限又未约定借款利息,与常情不符;  此外,资金来源有疑点,羌某无法提交从银行取款或有其他现金来源的证据,高某也不能提交借款汇入建筑公司或项目部帐户的证据;  最后,借贷时间有疑点,借条出具时间形成于完工之后。  法院据此认为,仅凭一份借条难以认定借款事实的存在。  (2)表见代理关  如果对借款的基础事实已经做了否定,就没必要再考虑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了,但为更深入说明此类问题的法律适用,仍然围绕这个案件展开分析。  从表见代理的构成分析,高某加盖了符合要求的项目部公章,法院一般会认定其行为具有权利外观。  但本案中,羌某的行为却不是善意、无过失的。  首先,责任书中已经载明高某不是项目部经理,羌某持有责任书,对此事应属明知,可见其在权利外观的审查上存在过失;  其次,责任书中明确载明项目部印章只能用于给发包方的函件、工程量签证和工程资料,并约定工程竣工一个月内必须将项目部印章交回公司保管,虽然责任书中的约定属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但羌某明知其内容,显然应该知晓高某在出具借条时已不应再持有项目部印章、而且借贷60万元已超出公章使用授权范围,其行为明显存在过错。因而,法院不会认定高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  (3)受益人标准关  假设这个案件出现了适用表见代理规定的情形,并引发争议时。法院可能会参考标的物的最终用途来做出判断。高某称借款系用于发放工人工资,但却无法提交工资发放的任何手续,因而法院一般会认定其没有证据证明借贷资金的交付、使用与本项目工程有关,从而驳回原告要求某建筑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根据以上分析,无论从哪个角度,羌某都只能主张高某个人承担责任,主张建筑公司承担责任是很难成立的。  在遵循这些思路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抗辩意见,引导法官去关注对我们有利的事实,从而化解风险。  1、引导法院严格审查基础事实  我们可以通过对合同、结算单、欠条、送货单等证据的分析与质证,引导法院去审查买卖、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相关债权凭证的真实性,若能证明买卖、借贷等基础事实不存在,要求施工企业承担责任的主张自然难以得到支持。  此外,关于借款是否发生,以及借款本金数额真实性等问题,应要求相对人就签订借贷合同、出具债权凭证的时间、地点及所涉资金来源、交付方式、交付时间、地点等因素予以举证,从而尽早发现实际施工人虚构、虚增债务的可能。  2、引导法院审查施工企业与实际施工人之间是否存在挂靠、违法分包、转包等关系  该做法是为了避免法院将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认定为职务代理行为,并据此判决施工企业承担责任。  在审理建设工程买卖、租赁、借贷等商事纠纷案件时,一般都会涉及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此时若能引导法官根据施工企业和实际施工人间的协议或相关证据认定两者间存在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关系,则可避免被认定为职务代理行为。  3、引导法院正确区分各种行为的性质并明确责任主体  从法律性质上划分,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可能包括:职务代理行为、委托行为、追认行为、表见代理行为、无权代理行为、自己名义的行为等,  对这些行为予以正确认定非常关键,因为行为性质不同,责任主体就可能不同。  职务代理行为的认定,要求实际施工人(如项目经理)属于施工企业的员工,两者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包括劳动关系,保险关系等。  委托行为的认定,关键看是否存在委托关系,如果施工企业向实际施工人出具了委托书,授权其对外从事某些商事行为,这些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委托行为。  追认行为的认定,有两种。  其一,如挂靠人对外签订合同时并未加盖项目章,或者签订合同之人并非项目经理,但施工企业却随后在该合同上加盖公章或签字,这就属于追认行为。  其二,是一种非书面上的追认方式,比如施工企业依据该合同履行了付款等合同所载的义务,这也属于一种追认行为。  关于表见代理的认定,民法通则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无权代理行为,是指实际施工人在没有得到施工企业授权下,从事了某些行为,比如工地上的安全员对外签订了材料采购合同。  以自己名义的行为,是指以自己名义对外签订了合同,此时,施工企业并非合同的当事人,不受该合同约束,但这类现象较少发生。  对于职务代理行为、委托行为、追认行为、表见代理行为,施工企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对于无权代理行为、以自己名义的行为,施工单位无需承担责任。  4、引导法院严格认定表见代理  由于法院将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的商事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会对施工单位很不利,所以一定要引导法院对此予以严格认定。在认定表见代理的四要件中,“形成代理权的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最为关键。  (1)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  参考南通中院在《关于建设工程实际施工人对外从事商事行为引发纠纷责任认定问题指导意见(试行)》第15条中,明确将五种情形视作具有代理权的客观表象:  实际施工人对外订立合同时加盖建筑单位或项目部符合要求的相关印章;  实际施工人对外订立合同时加盖无证据证明经建筑单位同意刻制的相关印章,相对人能举证证明该印章在工程施工中正常使用或者建筑单位知道或应当知道实际施工人利用该印章从事相关行为的;  实际施工人对外订立合同时未加盖相关印章,但以建筑单位、项目部或工地名义,相对人能举证证明在订立合同当时已知道实际施工人具有涉案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身份的;  实际施工人与相对人未订立书面合同,但相对人能举证证明实际施工人在订立合同当时以建筑单位、项目部或工地名义,且其已知道实际施工人具有涉案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身份的;  实际施工人的行为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表象的其他情形。  可见,我们在引导法官严格认定实际施工人行为是否构成代理权表象时要抓住两点:一是项目章,二是采购员、项目经理等身份。  (2)相对人善意无过失  参考南通中院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衡量相对人是否构成善意无过失,应依照最高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 14条的规定作出综合分析判断。而第 14条的表述是:“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  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这是法律判断“善意无过失”的一种方式,但在实践中比较模糊,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与具体事实综合判断。  2、特殊情况下,引导法院要求相对人对“合同标的物用途”承担举证责任,另外施工企业可以举出反证,证明材料、器材另有来源。  参考南通中院指导意见第十八条规定:  “适用第 12141516条规定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仍然存在重大争议,难以准确认定建筑单位是否承担责任的,应将合同标的物的用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予以审查,如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和所借的款项实际用于项目施工的,可以认定建筑单位承担责任。”  可见,假如表见代理很难认定,法院会考虑争议中的材料、器材等是否用在施工单位项目上,并据此要求施工单位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要引导法院要求相对人举证证明这些材料、器材的用途。而最好的方式,则是我们提出反证,证明这些材料并未用在项目上。  案例:  1、事实概述  上海A建筑公司经投标获得浙江某商务中心的土建、安装、装修等工程,但A公司签订总包合同后将其中的土建工程分包给了上海B公司,合同还明确了B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为阎某。  在土建施工过程中,阎某向C购买砂石、碎石、水泥等物料,共计货款611万,已支付283万元,尚欠328万元。085月,阎某与C核对欠款无异议后,未征得A同意,即在与C的物料结算单上加盖了A公司项目经理部印章(该印章已注明为“非合同专用章”)。次月,CA拖欠其货款为由诉至法院。  2、庭审过程  法院应A申请将B追加为被告,但C坚持只要A支付货款。而A认为其不应向C承担付款责任,抗辩理由如下:  AC间从未签订水泥、砂石等采购合同,A也未向C支付过任何款项,C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与A存在材料供应关系。而C提供的物料结算单上的A项目经理部印章,由B公司阎某私自加盖,并非A的真实意思表示。而C在未收回全部货款的情况下,与B公司阎某串通加盖A项目部印章后即向法院提起诉讼,难逃串通嫌疑。  此外,A项目部印章中明确刻有“非合同专用章”,而物料结算单是双方一种合同行为,该印章本身的提示致使该物料结算单不应具备法律效力。  C诉称阎某行为属于表见代理,但这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仍然不符。首先,根据A提供的分包合同等证据及阎某自述,阎某均承认其为B公司员工;其次,A从未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授权阎某以A公司名义购买材料,相反,通过材料供应和283万元货款的支付,C应该明知阎某代表的是B公司。  庭审中,法院通知阎某到庭接受调查。阎某承认其为B公司上海二分公司负责人,BA处取得了商务中心的土建工程,交由二分公司垫资承包,而阎某以B公司项目负责人身份向C购买砂石、水泥等物料,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已向C付款238万元,支付方式包括现金、电汇、承兑汇票等,尚欠352万元。在与C结算时,未向A公司说明情况即加盖了A公司项目部印章。  3、法院判决及理由  法院判决:驳回CA的诉讼请求,因为阎某向C购买材料的行为不能代表A公司:  第一,阎某与A公司不存在代理关系。阎某明确承认其为B公司二分公司负责人,其从未向C陈述其为A公司代理人。  第二:阎某与A公司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虽然C提供了阎某曾以A公司名义参加工程例会等签到表,但这些均是C事后提供,未能证明当时C是依据这些签到表才与阎某订立买卖合同的,  因此,本案争议的买卖合同关系中,不存在阎某系A代理人的客观表象。  此外,虽然物料结算单盖有A公司印章,但该印章明确刻有“非合同专用章”字样,C应当注意到该印章不具有签订合同及确认欠款的效力,故C存在主观过错。  综上所述,阎某与A公司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C的主张无充分证据证明,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此案的争议焦点就是围绕表见代理的认定展开了,且涵盖了“客观表象”与“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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